帝冠电脑印刷公司怎么样(东京与北京，究竟哪个城市更宜居？)

在中日两国，北京和东京，均代表了各自文化的一极，而与之相PK者，是上海和大阪（或京都）。中国曾有过所谓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论战，日本文化界也有过类似的讨论。

不过，除了北京VS上海和东京VS大阪（京都）之外，其实有意无意间，北京和东京，也构成了一种PK关系：作为古都，都有王城气象，“帝都”之谓，诚非虚言；俩城市都超级大，人口相当，不仅是政治、文化中心，经济上也举足轻重。

从东京塔顶俯瞰的东京夜景

北京城的前身是元大都城（1264），设计时曾参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九经九纬”“前朝后市”“左祖右社”的思路，规划整饬，规模宏伟，可以说从根儿上就不脱“王气浩荡”的品质。后经过历朝历代几次改建、扩建，至1949年，已形成“内九外七皇城四，九门八点一口钟”的泱泱皇城范儿。

尽管曾有过抗战前后的“北平”时代，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，定都的同时恢复“北京”的称谓——那确确实实是配称“帝都”的城市。旧北京自古有所谓“南穷北贱，西富东贵”的说法，可你如果读一读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的话，会明白即使是南城，穷归穷，却是一点不Low的。

东京脱胎于江户，以今天的皇居为内核的江户城（明治期亦称千代田城），筑于长禄元年（1457），系室町时代后期武将太田道灌的功绩。与日本其他城市一样，今天的东京都也是作为江户城的“城下町”自然生发的结果。如果单纯从建城算起的话，江户大约比北京晚了两个世纪。但如果从涵盖了首都圈的广义大东京历史算起的话，则要追溯到镰仓幕府的建立（1192）——又比北京早了七十多年。但甭管怎么说，至明治维新前夕，江户城已然是逾百万人口的世界级繁荣的大都市了。

位于东京西部的江户东京建筑园中，复原了江户时代的街景

东京西部小镇

庆应三年（1867）10月，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在京都二条城宣布“大政奉还”。一年后，江户改称“东京”，正式成为近代国家的首都——此乃东京作为“帝都”的出发。

从明治维新到大正期，随着近代化的推进，东京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，帝国的第一波城市化进程结束，帝都作为现代化的大都会，已开始绽放魔力。大正初年的一则著名广告曰“今儿是帝剧，明儿是三越”，说的是今天去东宝于丸之内开设的日本最初的西式剧场——帝国剧场观剧，明天去位于日本桥的三越百货店购物。

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，东京近郊建起成片的“文化村”。中产家庭选择在田园调布等郊外的高尚社区置业，上班族丈夫早晨西装革履地乘电车，到丸之内的写字楼去上班，周末在公寓附设的网球场打网球，或全家去多摩川一带的游乐园玩耍。至此，一种全新的西式生活方式开始普及，现代消费社会拉开了帷幕。

东京，日本桥三越百货

然而，这种田园牧歌般的中产狂想曲未能持续很久，便迎头遭遇了关东大地震：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，里氏7.9级。由于震源就在相模湾西北部，离城市很近，致家屋倒塌128266栋，焚毁447128栋，死亡和失踪逾14万人，直接经济损失达115.2亿日元。

据媒体估算：“日本国富的八分之一化作了齑粉。”东京的首都功能陷于瘫痪，乃至出现了迁都的舆论。巨震对彼时尚以木结构建筑为主流的东京的破坏是摧毁性的，但也带来了重建和复兴的机遇。

帝都复兴计划由东京市长、前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主持，可谓是精英主导的一次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工程。后藤发挥其政治影响力，在国家预算为15亿日元的时代，居然破天荒地申请了8亿日元的复兴预算（后国会实际批准额度为7.5750亿日元），被舆论奚落为“大包袱皮预算”。

后藤新平任东京市长时建立的市政会馆

但后藤硬是凭借自身的“卡里斯玛”，力排众议，并发挥其在前“满洲”和台湾的治理经验，制定了周密详实而又富于实操性的《东京市政要纲》，内容涵盖下水、街道、港湾、桥梁、公园、学校、市场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。名为复兴，但实际上目标远高于复兴本身。

以学校为例，震区内有117所小学和5所中学倒塌，被列为重建对象。内藤不惜预算，提高设计和施工标准，规定所有学校务须建成永久性耐震、阻燃型建筑，乃至近百年后的今天，绝大多数校舍仍在使用中。

帝都复兴计划的另一个业绩，是对东京城市化进程的思路性变轨。震后，由于东京都内房屋短缺，很多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家园，寻找新的落脚地。但东京东部濒临东京湾，发展空间有限，而西部，则是被称为武藏野的广袤的未开荒地和杂木林。所谓武藏野，是古时武藏国的“东人”对家乡山野的称谓。早在明治期，自然主义作家国木田独步便发现了武藏野的落叶林之美，他在同名随笔集中写道：

除了武藏野之外，日本还有这样的地方么？不用说北海道的原野了，就连奈须野也没有。其他地方哪里还会有呢？树林和原野交互从生，哪儿还有这种生活与自然密切相连的所在呢？

另一位同时代的文豪田山花袋则认为，“武藏野的魅力比风情万种的京都郊外更有韵味”。小说家井伏鳟二是武藏野最早的移民之一，他在随笔集《荻窪风土记》中，记述了早期武藏野波希米亚社群的“原风景”：

新开地的生活总是轻松愉悦的。有人说在荻窪一带，即使大白天穿着睡袍在街上溜达，也不会被人从后面指指戳戳。对那些标榜“贫困文青”的人来说，不失为一块适土。

井伏鳟二毕竟是昭和初期的文坛领袖，麾下弟子如云，其生活方式有很强的示范效应。仅两三年的光景，太宰治等无赖派青年作家便纷纷追踪而来，成为武藏野的新移民。乃至在井伏鳟二宅邸的周围，形成了一个“文士村”（阿佐谷文士村）。

中央线的开通，促进了东京西部的开发。这条在地图上标为橙色（车辆也涂成橙色）的铁道线，起点是东京站，以横倒的“S”形穿过市区后，从新宿一直往西到高尾，全长53.1公里。其中24公里（中野—立川），是工程师用尺子划出的一条直线，一路向西，直到富士山脚下。

中央线

经过近百年的持续开发，今天的东京西部早已不复是未开地和杂木林的原始风景，尤其是中央沿线，有众多很美、很文艺的町镇，成为中产阶级和文艺青年趋之若鹜的宜居天堂。以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自称“生于中央线，长于中央线”，曾为中央线专门写过一本书。笔者自己也不乏在住在中央沿线，迷恋中央线文化的文人、艺术家朋友。

茑屋书店湘南店也位于东京西部

如此，帝都复兴计划，不仅是复兴重建，而且是对都市景观的再造和升级，对都市功能的深度开发，直接拉动了第二波、也是战前最后一波城市化进程，意义相当深远。笔者收藏有一本MOOK《复兴建筑的东京地图》（平凡社），详细考察、记录了关东大地震后帝都的变貌。

这些复兴工程，分布于东京都的各个行政区划，多系审美与功能高度协调的精品工程，基本上至今仍在使用，虽历经战争、空袭及战后旷日持久的再开发，却以红砖绿琉璃的“帝冠样式”，静静地讲述着这座既传统、又现代的大都会的历史。在那些兴建于其后不同时期的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建筑群中，遗世独立地诠释着什么叫“高大上”。

北京与东京的城市化进程和发展历史，有可比性，也有不可比性。但有两个大的趋势性脉络不妨一提：一是与关东大地震后东京不断向西扩展的进程相反，北京则是向东发展，导致朝阳区成为“巨无霸”的行政区。

但我大朝阳除了是如神话般智勇无敌而又不无诡异的“朝阳群众”的“原产地”外，显然未能成为如东京西部那样的宜居天堂。二是东京在整个现代化、都市化的过程中，并未因山手线（相当于北京二号线的铁道线）和环状公路、首都高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过度牺牲如城市毛细血管似的胡同（横丁），所以才能在机动车保有量远高于北京的情况下，凭借蛛网般密布、呈放射状分布的大小联络线而确保都市交通的效率。

东京下水道一隅：善福寺川取水设施

北京和东京，是两只巨大的魔兽，至今仍在膨胀、变形中，从地面，到地下，到天空，远未消停（也许永远也没有消停的时候）。可不同的是，东京人仿佛很期待并享受这种变化，而北京人的心理则要复杂得多。

造成这种心理落差的原因，我也说不清，但都市景观的魔幻，除了对视觉的新鲜刺激外，能否满足个人的日常需求，使生活变得更方便，更时尚，更接地气，而不是相反，恐怕仍是左右市民价值判断和取舍的靠谱标准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应该说，东京人对东京的发展变化基本上是持正面评价的。这一点，从经济持续萧条的近二十年来，关于东京和东京文化的研究，有多深入、多普及便可现一斑，各种关于东京人文历史地理的专著、杂志、MOOK，早已汗牛充栋，仅笔者的书斋，就有此类出版物不下百种。而近十年来，受“东京学”的影响，“江户学”也日益显学化，其中有些书籍已被译成中文，在大陆出版。

相形之下，对另一个帝都——北京的研究何其寂寞！你听说过“北京学”吗？你见过书店里有关于北京和北京文化的专柜吗？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年，当时的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曾编纂过一部《旧都文物略》，八开精装本，皮面流苏装帧，由故宫印刷所印制，北平市政府第一科发行。那是我所见识过的对北京文化地理的真正集大成研究，那本大部头的古董书在旧书网上已被炒成天价。

1953年，北平市政府编撰的《旧都文物略》

除此之外，除了早年周作人、老舍、萧乾、邓云乡等作家的著作被不断翻印，加上记者王军的《城记》等零星几本新著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一块有何新研究、新成果（九州出版社去年出了台湾作家陈鸿年的《北平风物》，实可喜可贺，但也是一部民国时代旧北京的风物志）。

说来哭笑不得。在笔者个人收藏的关于北京文化的书籍中，有一册珍藏，我每隔一段时间，便会从书柜里取出来摩挲翻阅一番：那是《艺术新潮》杂志的“北京大特集”，出版于2008年8月——即北京奥运前夕。《艺术新潮》是我爱读的艺术志，曾长年订阅，我相信它的编辑眼光和品质。

而那本特集，刻意选择在奥运的时点付梓，其借为北京文化背书的形式为北京加油的用意十分明显。231页，全彩精印，封面是一对北京情侣站在景山公园山顶的眺望台上俯瞰故宫的背影，旗袍、中国红、军挎式背包、琉璃瓦……有种浓得化不开的帝都味道。

整本杂志是通过对皇家园林、旧城墙的残垣、胡同、京剧、古董、京味小吃、旧书店和杂货铺等各种现状中要素的描绘，整合出一个已经或正在消逝的“北京文化”的整体像——在我看来，是一个帝都对另一个帝都，一个古老文化，对另一个更加古老的文化的温柔一瞥和致敬。十年一弹指，事实上，那本杂志中所记录的很多风物，也已经风化了。

2008年8月，《艺术新潮》杂志推出的“北京大特集”

为什么说“哭笑不得”呢？因为，如此高品质的关于北京文化的记录和总结，除了上文提到的《旧都文物略》之外，我在本土汉语出版物中真的没见过——一份关于帝都即将消逝的文化风景的记录，却不得不绕道另一个帝都入手，这是我——作为北京人的困惑。

说明：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一览扶桑”(ID:sjcff2016),作者刘柠。原标题《两个帝都》。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与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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